是房子没了、地也没了、两头牛没了，什么都让山洪冲走了。

  过后县里的抢险人员下来了，县长也下来慰问，给了我们临时的帐篷，给了粮食，给了锅。后来国家拨了救灾款下来，听我们的一个村干部说，钱从中央下来以后每经过一次手就扒一层，真正到我们手里的一家就给了300多块，老爹纂著这个钱仔细的算计，后来在高地上盖了个窝棚先住下。

  山洪退了以后，老爹到原来的地里一看，所有的土几乎都带走了剩下的就是原来在山头上那些大石头，一块足有好几百斤！地里全是石头怎么种地呀，一家子发愁起来。

  那时候武姐也回来了，她家里的两个哥哥都没了，爹娘还在，武姐把眼泪一抹，给爹娘拽下1000块钱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她到我家来，偷偷的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武姐没说什么，给了我300块钱后跟我说，要是以后想出来了，就到广州找我。武姐走的时候从村子里带走了好几个大 女。

  过了几个月，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我的两个姐姐都出去打工了，我也想出去，父母也没说什么，我就是这么出来的。

  三年里，我去过广州，去过上海，到过武汉。做过小工，做过服务员，做过洗头的，但我并不干那个，在武汉的时候我曾经在一家发廊里打工专门负责给客人洗头，一天洗十几个，一个月下来两支手脱了一层皮。

  后来我才知道，洗发液里含有硷，手上疼，大医院看不起只好到游医那里看病，上了点药膏更疼了，疼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觉，游医说，你昨天涂上的药膏今天又洗掉了，那怎么能好？

  我心说：不洗行吗？

  在武汉那时候，有同乡的姐妹就做小姐了，在发廊里接客，看见我的样子都劝我想开点吧，做一次就够你洗半个月头的！别糟蹋了自己，我说，你们这才是糟蹋自己呢！

  我嫁给的第一个丈夫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在一家做鞋的小工厂里认识的，他当时还是个小头头，就管著我们这个流水线，他挺同情我们这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妹子，他也不是本地人，他是广西来的。

  我们两个也没怎么谈就结婚了，其实确切一点的说是同居，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证，因为我没有上海的暂住证所以没法登记。

  我们在上海过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往家里寄500块钱。后来就变了，不是我变了而是他变了，他不知道怎么就染上了毒品，本来就没多少钱，他又添了这个毛病，我们实在没法过了，我就走了，他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所以也没拦著。

  后来，我去广州找武姐，可武姐早就不在那个夜总会干了，有人说她去了北京，有人说她去了天津，有人说她还在广州，总之她确切去哪里没人知道。

  我在广州找了个工作，是在一个酒楼里面当服务员，人家 要高中毕业的，可我连字也不认识几个。后来还是他们的一个经理看见了我，觉得我虽然没有文化，可还有那么点气质（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气质）就让我先干著，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广州的那两年是最稳定的了。

  那个酒楼很干净（我指的干净是说没有小姐）而且管理也很严格。正好赶上那年广州出了个条文，鼓励来广州打工的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还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当时和我一起打工的几个姐妹都去了，我也去！

  虽然我只上过小学，但大家凑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竟然真的学进去了，有了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还拿了个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

  后来，酒楼换了东家从新招了一些人，我们这些人就四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