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吴庭艳，将使贵国领袖和公众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我国也不会再作出积极的努力来扭转越南局势。”黄历很坚定地地说道：“因为支持吴庭艳便是站到越南大多数人的敌对方面，流再多的血也不会改变这种形象，而且将注定我们干预越南的最后失败。”

  “真的会如此严重？”艾森豪威尔对黄历的态度感到惊讶。

  “法国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黄历稍微放缓了语气，说道：“保大政府因为没有号召力，也没有得到越南人的广泛支持，以致于南越军队对法国人的作战毫无帮助。特别在政治上，完全不是胡志明的对手，这才是他们将要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贫困和腐败，最容易成为越盟蛊惑人心的手段，事实上，越盟现在就做得非常成功。”

  会谈现场变得压抑起来，美国人脸色不定，陷入了思索和为难的境地。

  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是根据法美关系和华盛顿旨在把法国重建成未来欧洲安全中心的愿望来衡量的。在冷战处于高潮以后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便被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失败。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印度支那变成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试验场所”和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安全日趋恶化。

  而实际上，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没有一个总统谋求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被关于进展情况的乐观报告所蒙骗，他们的战略是“坚持下去，以期他们的继续下去的意志会使共产党人软下来。”每一位总统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防止gcd获胜而必须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而越南的悲剧就在于此，美国总统们准备提出的妥协永远不可能导致战争的最后结束。

  黄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道：“这下子越南人可该自吹自擂地说他们那里是最富饶，最具有吸力的地方。否则，为什么法国人要拼命地流血，连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也在关注他们。而在我看来，一个穷得只剩内裤的乞丐也有人争着去抱回家养，还争得面红耳赤，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这种自嘲似的调侃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笑了起来，是呀，他们能从越南得到什么，只要根本目的达到了，又何必为一个小小的越南伤了和气呢？

  “据我们所知，潘光诞在前些日子被法国人抓进了监狱。”杜勒斯转换了话题，表示这个人选之争有了松动的可能。

  “英雄的身上哪能没有伤痕？”黄历似笑非笑地说道：“我们两国应该在此时伸出手来，拉他一把。然后再安排他进行一次政治性质的出国旅行，我们两国可以给予其相当规格的礼遇，这样做会让越南的某些势力派明白，吴光诞在我们两国政策决策人中的声望和地位。当然，贵国也可以借此考察一下潘光诞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理想。”

  “好啊，我对总统先生赏识的人物倒是很期待。”艾森豪威尔一捶定音，双方对此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总算达成了妥协。

  接下来，会谈的话题依然围绕着印度支那问题展开，老挝、柬埔寨是越南问题绕不过去的两个困难。

  如果印度支那真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安全的基石，就像华盛顿的领袖们十多年来所声称的一样，那么老挝比越南就更适合用来维系印度支那的安全，因为它的确是唯一能保卫印度支那的地方。即便老挝是一个偏远的内陆国家，令老挝人又怕又恨的北越人也无法在老挝领土内开展游击战。

  历史上，美国完全可以在老挝打一场美军熟悉的传统战争，泰国部队也几乎肯定会支援美国。面对这样的战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