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会因为王景的薨逝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真正会受到影响的是王廷义、王廷睿、王廷训兄弟三人，丁外艰那是要罢职守制的。

  当然，有郭炜在，这种事情就只能算是无足轻重了，作为皇帝，他手里面自然有对付这种儒家礼制的权宜工具。郭炜可没有打算在这时候再对禁军将领进行一次调整，于是西头供奉官王廷睿仍然依制罢职回家守丧，而殿前司都虞候王廷义和锦衣卫亲军金枪右厢第五军都指挥使王廷训则马上就都被夺情起复了。

  夺情起复这个工具么，相对于丧期守制的这个“经”，那就是儒家“经权”之中的“权”了，现在则已经成为了郭炜手中的一张牌，虽然这张牌并不是完全可以由他来控制的——至少在启动时间上不是郭炜可以把握的——但是他可以借机好好地运用一番。

  譬如现在王景薨逝，郭炜夺情起复王廷义和王廷训，只是让位置相对来说不算太关键的王廷睿依制守丧，聊以对付物议。而在赵家兄弟身上，这个工具郭炜压根就没有使用，显德八年年中南阳郡太夫人杜氏病故，当时的彰武军节度使赵匡胤和渝关都监赵匡义就必须踏踏实实地依制罢职，然后在家里面坐满了二十七个月。

  现在倒是赵氏兄弟重新出仕的时间了，不过两年多时间的冷宅子坐下来，他们还能够有什么能为的？不敢说其基本势力被连根拔起吧，起码要谋划什么大事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了，赵匡胤手底下可能还会有几个忠心家臣肯一直跟着，级别低基础薄弱的赵匡义那就完全是光杆一个了吧。

  慕容延钊卒于镇所，这个事情就稍微有些头疼了。

  当初郭炜命令慕容延钊带病出征，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对于他这种单纯的军史爱好者、前企业家，带兵打了几年仗还是对战争艺术缺乏灵感的人来说，杀鸡用牛刀当然是最稳妥的，因为他对指挥艺术缺乏自信，对制造牛刀却是信心十足。

  收取荆、湖这一战，牛刀是造得不错，宿将慕容延钊受命肩舆赴戎事，还有另外两员宿将何继筠、王继勋为辅佐，加上以部分侍卫亲军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整个战争过程轻松异常，缺乏艺术美感，缺乏文学悬念，只有强横的暴力美学。

  可惜也加重了慕容延钊的生命损耗。

  到了战争后期，虽然慕容延钊基本上卸下了指挥重担，回到了襄州养病，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似乎还恢复得不错，但是积劳的恶果终于在秋冬之交的时候爆发了出来。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慕容延钊身患重病的消息才传到东京不久，郭炜准备派过去的太医还没有启程，慕容延钊病故的讣告就接踵而至。

  因为郭炜要亲祀南郊，权知襄州的太常卿边光范这才刚刚被从襄州召回来，要参与相关的典章仪注讨论呢，这下子襄州一时就没了主官了。好在南平已经内属了，襄州不再是西南边境，主官耽搁一两个月上任也不会有大麻烦。

  还是先走完亲祀南郊这个程序吧，之后再趁着大批节度使归朝的机会，一方面补缺，一方面移镇。要做一个有作为、可以上史书的好皇帝，这类麻烦事总是会不断地来，根本就摆脱不了的。

  就算是亲祀南郊这么一桩子事，都能被那些大臣们搞出来不少曲折呢。

  郭炜之所以要亲祀南郊，自然是为了宣示皇权，在北伐南征的武功背景下，再用这种文教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大义名分。

  早在八九月间的时候，郭炜就已经吩咐礼部、太常寺和司天监准备冬至日南郊的典仪了，结果有关部门当时就整出来一条争议——显德十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九，正是十一月晦前的那一天，皇帝亲郊不应近晦，建议亲祀日改用十六日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