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折损了不少中高级军官与文臣，所以郭炜的记忆比较深刻，对于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有所了解，因而防范得早，预防手段的针对性很强，最终通过严肃军纪和严查乱党的双管齐下手段将之消弭于无形了。

  但是王小波、李顺之乱就不同了，那个距离现在还太远，郭炜自己又在蜀地实现了和宋朝不一样的和平，他就总以为朝廷与蜀地民众之间没有了严重的仇恨与隔阂，后面的这次民变未必就会发生。

  然而冯瓒的话却向郭炜展现了一幅非常鲜明的图景，蜀地照此因循下去的话，即使不是三十年，那么不出五六十年，当地还是必起民变，领头的不是王小波、李顺，那也会是张小波、赵顺。

  这一切，只因为蜀地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洗牌，自从两税法彻底不抑兼并之后，将近两百年因循下来流弊丛生，土地集中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贫富差距非常悬殊，阶级固化令人绝望。能够掩盖这种根本性矛盾爆发的，不过是蜀地的丰饶和良好的气候以及和平安定的环境罢了，一旦这几个好条件稍有恶化，民变就一触即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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