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说出话来。

  转眼间到了十一月下旬，武汉到底还是沦陷了。从6月11日夜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安庆开始，到11月27日新编成的台湾旅团开进武汉结束，中国军队整整抗击了五个半月。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在长江南北两岸共计爆发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让郑卫国感到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出现国军比历史上多撑了一个月，多消灭了至少两万日军。尽管这在长达十四年，死伤数千万的抗战中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日本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战略目的——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计划却失败了。国民政府丧师失地、损失巨大，但并没有屈服，而是选择撤到重庆继续抗战。战争还得继续，这让损耗巨大的日本非常恼火。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几乎抽空了全国的物资储备。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曾哀叹道：“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发动战争之初日军狂妄地宣称要“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现在却被拖进了战争的泥淖，胜利遥遥无期。极力主战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提出了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

  与此同时，日军又将主要作战对象调整为敌后根据地。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这一政策的调整使得敌后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当然，这个压力根据地军民们暂时还感受不到，而是直接压在郑卫国等人的心头。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

  郑卫国看了于老根儿和吕战一样，说：“情况你们都知道了，复装子弹的事情一定要抓紧。不光是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都要跟上。”

  程政委也说道：“还有迫击炮，造一批运一批，尽快送到根据地来！”

  郑卫国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催促道：“缴获的火炮要尽一切可能修复，争取全都派上用场。日式火炮的炮架改造也要加快，争取在下一次战斗之前部换上新炮架。”

  前文曾提到过，日式火炮的炮架非常落后，基本上还是一战水平。哪怕是改进的炮架也是问题多多，后来日本为了节约成本干脆连改进炮架都不生产了，直接造老式的单体炮架。冀中火炮数量不多，当然要精益求精。相对而言，成本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只要能有所改进，往往就会不惜代价去搞。

  周参谋长也叮嘱了一句，说：“前面几次战斗表明，日军的掷弹筒对我军散兵和机枪的威胁非常大。我军的掷弹手不熟练，枪榴弹数量少，型号又混乱，难以压制日军。你们必须尽快定型生产，以便早日满足部队的需要。”

  程政委又说：“压制掷弹筒光有枪榴弹也不行，还得上六零迫击炮。这个产能一定要提上去，争取让各个连队都装备两到三门。”

  见几位长官层层加码，于老根儿和吕战不由地相视苦笑。原本是来报喜的，现在到好，变成找麻烦的了。郑卫国他们只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