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眉毛，师爷和王复妮都是他的绝对亲信，所以他根本就不怕这些事情泄露出去，静静的说道：“刚才师爷你也说了，现在香港的情形很复杂。，咱们虽然有着gmd的背景，能让别人也有些顾忌，可说到底这里毕竟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儿。人家现在就算卖咱们两分面子，那也是看在台湾的份上，可是一旦遇到正经事儿，该怎么办还是该怎么办。别看台湾给我弄了一个军统敌后别动军司令的名头，但也只是听着光鲜而已。可是那些个属下现在还有几个真正的听我的话，那个不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吴义峰虽然莽撞，但他讲义气，也很听话。他的手下也都是一些讲义气的人，所以有他在，我至少还能多掌握几个人。更何况，当初我就任洪门龙头，也是吴义峰这帮人推举的，我不能翻脸就不认人啊！”

  “说的也是，可惜时局不同，人心不稳，难啊！”师爷也忍不住感叹道。

  抗战期间，广东南部曾一度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的广州洪门的总头目是赵桂章，此人打着所谓为国民政府收集敌后情报的幌子，干的却是走私资敌，为反动军政官员赚钱发国难财的勾当。日寇投降后，赵桂章因汉奸罪被捕，广州洪门因为失去头领，已基本处于瓦解状态。这时候，赵桂章的几个主要爪牙，“洋塘皇帝”李润才和吴义峰、陈寄萍等人也感到大难临头，觉得应该赶紧找个人当靠山，一来洗白自己以前的汉奸罪，二来也能重新把洪门整肃起来。于是，曾任gmd广东敌后别动军司令的葛绍煌就进入了他们的法眼，他们拥立葛绍煌成为广州洪门新一任龙头。

  而且以葛绍煌在军统的势力，把他们的汉奸活动说成是在自己的授意下打入伪政府，为政府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他们不是汉奸而是军统的卧底人员，以此来逃避惩罪，是轻而易举的。而葛绍煌当时刚刚从外地回到广州，身上还没有个一官半职，他考虑到如果自己当了洪门老大哥之后，自己肯定会受到军统的重用，到时候自己不仅地位和身价大涨，而且有了李润才等人的拥戴，就能明目张胆的插手洋塘这个烟、赌、走私基地，为自己的腰包开辟财源。还可以通过李润才等人来控制广州一批武馆的头目，对军统特务组织的活动很有好处。所以双方在各自利益得到保护地情况下一拍即合，葛绍煌就满口答允李、吴之所请，迅速就任广州洪门总头目。

  而葛绍煌成为洪门总头目之后，又在军统指挥下，不但在广州市区内大张旗鼓招兵买马，大肆扩充其地盘和势力，而且将其范围伸张至广州郊区的沙署，罗村，黄竹歧、五眼桥，三元里等地，吸收了大量的汉奸、土匪、流氓等加入其组织。为了不断扩展势力，他们又把手伸进了广州附近的顺德，而王复妮先前所提到的司徒锐就是当时的国民党顺德情报队成员、军统特务，将洪门组织引进顺德的第一人。

  不过，葛绍煌当上洪门老大并没能风光多久。去年，也就是1949年，gd打过长江，一路势如破竹，gmd军队一触即溃，甚至gd军队远在几百里之外呢，gmd军队已经弃城逃跑，根本就没有进行像样的战斗，而到了九月份的时候gd军队已经逼近了广州。面对这种局面，葛绍煌下令：“全体会员限期武装起来，准备战斗”。但此时gd军队已迫近广东，gmd蒋帮残匪主力已逃往海南岛，“广州警备总司令”李及兰也已逃往香港。葛绍煌明知道大势已去，却依然声嘶力竭的虚喊了一阵，并暗地里命令管理财务的余江泉负责募捐筹款，说是要购置枪械弹药，还指定大良郊区的大围作为队伍集结点，妄图负隅顽抗，阻挠大军解放大良。但面对gd军队的强大压力，葛绍煌所作所为也越来越没有底气。尽管他对会众的叫嚣一次比一次疯狂，但洪门会员却还是一天比一天少，余江泉等募捐筹款的如意算盘也毫无所获。司徒锐在顺德的几个重要手下，也“自己顾自己”竟直接带着几十杆短枪逃亡了。之后广东洪门迅速土崩瓦解，葛绍煌无奈之下，也只得带着师爷梅云开、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