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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

  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于是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

  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于是全国一夜之间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资议局，这些议员们为了能够参与政事，多次进京上书，要求召开国会，但这正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所不希望看到的，于是地方士绅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张。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而徐卫正好赶上了这个队伍的头班车，因为留学无异于最好的镀金，回国之后稍微运作就可以当官了。

  这是对于像徐卫这样架子不菲的人才能选择的一条路，然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于是自1905年以后，全国的新军都招收了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湖北新军也是如此。

  由于这些人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进入军营后很快就被提拔为低级军官，这本来应该是一件歌功颂德的事情，但是这些有文化的军官对此并不感激，反而视此为贱业，从而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

  总之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科举废除与留**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

  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但是自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就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

  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所以在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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