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反抗。

  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

  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

  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

  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

  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

  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

  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

  但是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

  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

  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

  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

  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