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市场也因国内蓬勃兴起的铁路建设浪潮而逐渐打开，不过与此同时，八幡制铁所也逐步走出困境，生产步入正轨，产能逐步超越汉阳铁厂。

  在钢铁厂的发展方面国家的扶植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由钢铁产业的本质属性决定，首先钢铁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规模优势明显，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其次钢铁产业关联度高，发展环境脆弱，需要政府出面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另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需要政府制定实施，其中诸如钢铁市场开拓，产品标准设定，管理技术发展等，样样离不开国家干预，其中对中、日这样的后发型工业化国家而言，政府的角色作用更为重要。

  最初，中日两国政府对钢铁事业都有国家扶植、官倡民办之意，1889年为筹建炼铁厂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

  与此同时，日本农商务相大隈重信认为：“现时制铁之业，犹未甚兴盛，政府颇为忧劳，故农商务省将兴一制铁所，为民人先倡，则后来又复见制铁局兴于四方无疑也。”

  基于此，汉阳铁厂和八幡制铁所都依靠两国政府的大力扶植才得以创建和发展。

  至1896年，清政府在汉阳铁厂实际投入五百八十多万两白银，其后虽因政府财力不济中止拨款，但清政府的扶植依然持续。

  在税收方面，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以后，清廷虽有征收营业税、产品税的动议。但最终均予以免征。

  如1896年春，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华商洋商。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对此张之洞奏请汉阳铁厂所出钢铁请免税厘十年，随后户部议准，援照广西丝绸、烟台果酒暂免税厘三年之案，从优加免税厘五年，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另在矿产资源专利、产品优先采购、资金挪用、官欠入股方面，清政府也为汉阳铁厂提供了诸多便利，客观上讲，没有清政府的支持。汉阳铁厂在清末不可能迎来一段发展高.潮期。

  同样，八幡制铁所也受惠于日本政府的扶植，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给予多方面协助。

  比如在1898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赴武汉会晤张之洞，亲自为制铁所购买大冶铁矿牵线搭桥，期间汉阳铁厂首次与日本签订出售煤、铁的合约。

  八年之后。汉阳铁厂总理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在上海签订通易煤铁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煤铁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这事实上剥夺了汉阳铁厂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定价的权利，但盛宣怀并未察觉合同中的圈套。

  自此以后，即便随着欧美工业化的不断加快。煤铁价格大幅上涨，汉阳铁厂也未能利用价格浮动加快还清贷款脱离日本债权者的束缚。而日本制铁所的钢铁生产之所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汉阳铁厂所提供的优质矿石和廉价生铁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早在合约签订之前。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即开始谋划夺取汉冶萍的控制权，他训示属下针对汉阳铁厂加强公关，以便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采掘权全归日本，当时桂太郎认为可以利用汉阳铁厂资金不足的困境，先以技术合作和贷款引诱汉阳铁厂上钩，要求对方答应日本技师插手上述两矿之经营以及汉阳铁路局和兵工局之经营，逐步使其管理权须归于日本，确实扶植日本在汉口方面的权利，并对中国将来之形势有所准备。

  虽然两国政府均给予两家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