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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例如在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并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伯力议定书》，这个协议虽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但确确实实的被执行了下去。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军政费用自收自支，而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其财政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甚至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由此可以看到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也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而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

  蒋介石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学良商量，征询其同意，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

  而在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之后，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学良却从保存实力方面考虑还是自行撤兵。

  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当年的日本关东军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了狼一样的队友和猪一样的对手，以至于一路过关斩将轻轻松松的占领了整个东北四省，也让擅自行动的日本关东军拜托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命运，更让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清了中国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算是为之后的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第一师团这次的政变其实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的行为是一样的，九一八事变是为了发动战争。而这一次政变是为了杜绝战争，而且他们的身后都有高级军官的暗中支持，但是这次政变的第一师团无疑是失败的，他们的对手是比狼还要凶狠的军国主义高层。

  这次的事变无疑让正准备抵抗徐卫进攻的日本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明治天皇为了防止打击国内抵抗的信心指示内阁政府用最快的时间做好收尾工作，于是这些参与政变的军官经过匆匆的审判便被快速的处决了。

  也是因为这次的政变，日本政府很快就做出了新的军事部署，在面对徐卫大军越来越近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相信英国驻朝鲜公使发来的情报，认定了徐卫之前对东京的军事部署全部是为了迷惑政府排到釜山港的情报人员。随后他们将驻扎在近畿地区的第四和第十师团以及驻扎在中部地区的第三和第九师团秘密调拨到九州的福冈县，并且让所有的军队做好随时支援九州地区的准备。

  徐卫这次的对日作战几乎动用了他全部的实力，除了动用了海军四十三艘军舰外，还动用了二百多艘民用海船来运载军队和补给物资，其声势完全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期的规模，堪比三百多年前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海上绵延十几公里。

  徐卫海军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军队出征的时候几乎所有在远东拥有海上势力的列强都派遣了军舰观战。

  釜山港是朝鲜到日本最近的一个城市。相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