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随后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十一人投身革命。

  妹妹徐宗汉在丈夫病故后脱离家庭，于三十一岁时加入同盟会，随后她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开办裱画店，掩护革命活动，在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她还扮作新娘，明办嫁妆，暗运武器，最终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队。

  浙江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起义的联络机关，她们一起参加了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并参与策划了杭州起义，不足双十年华的姐妹俩在光复浙江时身先士卒，尹维峻第一个将炸弹掷入城内，欲炸抚衙卫队，杀桂福，为师父秋瑾报仇。

  在后世，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张汉英、尹锐志等，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四十一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也成了******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汤国梨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人的见证下，与名士章太炎结为百年之好。

  黄兴在世时，徐宗汉在黄兴的帮助下在南京创立贫儿教养院，负责收养、教育烈土遗孤和战时难童，而黄兴早逝后，徐宗汉又在张竹君的帮助下，创设了上海贫儿教养院，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儿童教养事业。

  邓惠芳于1912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组织临时议会的议员。随后被选送赴日公费留学，进入东京女子音乐学校专攻音乐，之后两次回国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斗。二十六岁那年，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央党部亲自为她和夏重民主持婚礼。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则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张竹君则终身未嫁，一生致力于救死济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权斗争。

  令人唏嘘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的人们对于这些女杰的关注。亦从新闻转向绯闻，其中，唐群英的《长沙日报》风波，沈佩贞的风流案，张竹君的韵事，最是一片喧哗。

  与那些出身名门的女子不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其对于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难想象的。

  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如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个归处。而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她的队友许剑魂则在嫁给邹鲁后，不幸在港遭人暗杀。

  至于黄抚庸、邓慕芬二女，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更兼无家可归，绝望中二人相约至肇庆鼎湖山上携手同沉于飞水潭。

  革命的终曲，唱到最后，竟是这样收场。

  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