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

  这在后世的国人看来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但这恰恰却是国人开始正眼看世界的基础，也是动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随便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民众矛盾较为缓和。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十五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督教徒。

  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恶习习，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洋人在中国开办基督学校打的是宗教入侵的方法，一边能够在思想上奴役中国国民，但不管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建立的基督学校确确实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以迥异于普通国民的做派引导国人正眼看世界，当然这还要得益于基督学校那种不同于中国教育的教育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孙文最拿手的演讲。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传统社会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就以广州真光女校为例，在课外时间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会女校的开设是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基础，而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其一则是要广开民智，强国强种，办学者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其二则是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

  在后世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一八九八年。康有也曾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

  中国的断发易服不同于朝鲜，朝鲜国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饰礼仪，那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百姓的骨髓，而此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