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只要交足这个数目就好，若照实在算，犀浦镇每年也要收两三倍于定额的商税。

  不过兴文寨情况特殊，要设镇市场，就得设收商税的监当官，而这里只是寨，并没有商税定额。按照大宋州县法制，未设镇、市、场之地，所收商税归由州县地方，而不是转运司。兴文寨所开列的商税数字，一是支撑兴文寨官府，一是向上级说明兴文寨的商贸状况，不少，也不算太过骇异。

  宗颖以此为据，嘲笑王冲年方弱冠，就已学会同流合污，通了贪敛之术。父亲宗泽却再解释说，贪敛不过是小事，王冲真要实报商税，或者是多报一些，不仅没头脑，还要影响边事司大局。

  兴文寨有几个上级，兵事上隶属泸南缘边安抚司，民事上属泸州军，赋税刑狱之事又有梓州路转运司刑狱司等监司，眼下推西南策，王冲这个知兴文寨同时又兼边事司要职，兴文寨事务就受边事司影响。若是商税多得太显眼，梓州路转运司肯定要起心设镇市，转运司伸手，安抚司就坐不住，要伸张自己对兴文寨的主管权。

  眼下王黼还没在朝中拿到边事司独掌州县城寨堡的特权，只是靠人事运作来间接掌握地方，转运司和安抚司一闹，边事司还怎么把控兴文寨？

  就此事来说，宗颖承认自己不谙实务，不过再看过兴文寨诸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王冲就是个贪敛之徒，只是手法比自己原本所想的高明许多。

  兴文寨已是王冲的兴文寨，而不是朝廷的兴文寨。王冲拉着僰人族老，伙同林继盛以及其他宗颖不知道的幕后角se，将兴文寨之利瓜分殆尽。

  王冲本人名下在兴文寨没有一亩田地，没有一座私宅，可他父亲王彦中，以及他的四个小妾。在兴文寨有近十顷田，若干处果园，若干座宅院。兴文寨的若干商行，包括获利丰厚得足以代兴文寨官府偿还粮款，由此换得大片田地的果行，竟是由王冲的僰人小妾占着最多份子。

  跟兴文商行比起来，果行又不值一提了。兴文商行几乎垄断了兴文寨的粮食外购和特产外销生意，而这家商行的份子由僰人族老以及王冲的僰人小妾分占。兴文寨本地各行各业，绝大多数都是兴文商行的下家。

  这些事在兴文寨几乎是公开的。宗颖不费什么力气就打听到了，由此可见王冲是多么肆无忌惮。但别说宗颖，就是他父亲宗泽都找不到什么话说。毕竟这是官场通例，而且王冲家人所得的这些产业也都作得来历清白。

  可是通例之外，宗颖和父亲又发现了特例。那就是兴蔺商行。这家商行主业为铜器制贩，面上是蔺州巡检，罗氏夷人旁甘的产业，不过据父亲宗泽在蔺州所闻，其中不仅有王冲的份子，还有泸州都监种友直之子，纯州监押种骞。泸南安抚司勾当公事、滋州巡检江崇等人的份子，当然都是通过族亲或者干人掌着，并没直接在各人名下。

  这水就浑了，种友直在泸州掌兵十余年。根基牢固，又是种家旁支，而江崇则是国戚贵胄，之前本任泸州廉访使。再算上旁甘这个罗国旁支权贵。这几方人马通过兴蔺商行绑在了一起，王冲所献西南策。背后可不止是他一人的私心。

  兴蔺商行从旁甘那里得铜，再铸为铜器，这生意可不是一年几千贯的概念。每两个月就有一个满载粗铜的大商队抵达兴文寨，四五百匹骡马驮运，粗略算下来，一趟就有六七万斤铜，按一斤铜二百文的时价算，一年就是近十万贯……

  兴蔺商行不止作铜器生意，还在作铜钱铁钱兑换生意。由旁甘把控的罗氏鬼国商路都是用大宋的铜钱，在川峡四路只能用铁钱，罗国商人必须把铜钱兑换成铁钱，这生意也是兴蔺商行把控。

  宗颖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