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院汇报的权力，地方上还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级同样有镇抚所，镇抚使也负责督查、监督等事务。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