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又包庇纵容赵彦深逃离长安以躲避自己的敲诈，于是祖珽便也搂草打兔子的告上一状。
待这状词写完之后，祖珽便又抄了好几份，准备投往不同的地方去。他虽功士入朝，得授散官和爵位，但并无常职，也没有入朝面圣的资格，本身是没有渠道上达天听的，于是只能用广而告之的笨方法，一份投往京兆府、一份投往御史家，并且打算在皇城外投往大臣车上。
他本就擅长钻营，在一些关东时流还不清楚长安朝廷各衙署地位闲剧高低的时候，他已经将朝廷构架摸清楚了。等到门下省黄门侍郎王松年乘车入署办公的时候，祖珽便从皇城外冲出来，将自己所写卷宗投于王松年车上。
王松年在车上将卷宗内容略加浏览，脸色便不由得一变，一边着员去将投书之人引入门下省暂且看管起来，自己则匆匆返回省中，将这卷宗呈于两位侍中并诸同僚传阅一番，众人都觉得应当慎重对待，于是当即便决定吩咐有司将涉事人等全都控制起来，待到查验真伪之后再奏报至尊。
接下来，司马消难的府邸便被控制起来，而离开长安后便一路向东的赵彦深一家，也在同州境内被捕押回京。其他一应所涉人员，只要如今身在关中者，也都陆续受到了控制。
门下省本身并没有刑讯审问的厅堂，这相关人员陆续归案之后，便都转入到御史台中。因为此事并非寻常的刑事案件，因此不必会同刑部与大理寺，门下省与御史台便可展开鞫问。
祖珽所习惯的是北齐那种动辄倾轧诬蔑的政治氛围，对于司法流程则就比较陌生。倒也并不是北齐没有相关的司法机构与流程，只是无论从上到下对于程序上的事情都懒于遵守，相对于规章制度，他们更乐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简化流程。
皇帝可以肆意的刑赏大臣，大臣彼此间可以不负责任的攻击诬蔑，哪怕是宰相眼珠子都被砸出来，也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
所以当见到门下省和御史台摆出这样一个架势的时候，祖珽自己心里已经开始暗暗打鼓，因为他那卷宗当中许多的人事除了开篇还有一些依据可循，再往后便是捕风捉影，写到兴起更是直接的杜撰起来，为的就是把罪名搞得大大的。真要与涉事之人当面对质，他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心虚的。
不过有一点比较庆幸的是，祖珽此番主要还是针对赵彦深，纵然有牵涉其他人等，要么只是枝节，要么只是为了作证他所言事情的真实性。毕竟一件事，我听说和我与某某、某某一起听说，直觉上而言就是后者更可信。
那些涉事人员被突然引到了皇城御史台来，也是有点发懵的，而当听到那些审问人员问起数年前的齐廷旧事，不免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们哪怕记忆再怎么出众，也不能将几年前的人事都清楚的记在心里，等到数年后再分毫不差的复述出来。因此在审问的过程中，往往就是审问人员提出什么人和什么事，他们脑海中回想一下依稀是有相关的记忆，但又不怎么能够说得清。
但只要他们表示确有此事，那就可以进入对质的环节。祖珽目标明确且早有预谋，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其他人为其气势所慑，记忆中模糊之处便也不免受其影响而偏向于祖珽的叙述。
因此当赵彦深一家被押引回长安城后，祖珽在卷宗中所控诉其人的旧事有相当一部分都已经得到了确认。另有一些则就无从确认，诸如赵彦深有没有进言挖掘陇西李氏坟茔，需要对其人亲自进行审判。
因为卷宗中的事情已经被确认了不少，并不是祖珽的刻意诬蔑，因此在等待赵彦深一家归案的时候，门下省便先将相关的事情奏于至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