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似乎是一个大数目，但弘治年间大明宝钞已经严重贬值，“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是四千六百余万贯以银计之，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耳”。全国一年的商税收入，不足十三万两白银。

  而宋代的收入呢？“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是明初商税总额的六十倍。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商税收入为一万五千贯，相当于明初全国商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强。

  这里的商税，指商税务对市场商品征收的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税与市舶收入，据户部的文献纪录，宋代单酒税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以上。

  宋明商税收入反差这么大，是因为宋朝商税率太高而明朝商税率超低吗？原因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

  宋代过税的税率为2，住税为3，合计5；明代商税率为三十税一，只是略低于宋朝。在实际的征税过程中，宋明两朝都存在横征暴敛的问题，但横征暴敛解释不了宋明商税的六十倍反差。只能说，明前期的商业极为凋敝和官绅的避税偷税厉害。

  不过没关系，大明朝的税基是田赋。据米柱看到的户部统计，弘治十五年，田赋正额为16799341石粮；1570—1590年期间，钞关税、商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役与土贡折色1687000两银。

  工商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不足5，而在宋代，来自工商税与禁榷方面的收入，贡献了70以上的财政岁入。

  这也意味着大明全在土里刨食，大明农民的负担极重。

  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大明国初，商业凋零，而且国家的政策也是重农轻商，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的蓬勃发展，商业极其发达，在江南许多地方，己处于资本主义萌牙前夕，这也导致了名义上地位高的农民吃亏，地位低的商人闷声发大财。

  万历皇帝就是看中了这一点，知道其中油水惊人，才会派出税监分赴各地征收各种商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可能皇帝挨穷，臣子富有的，也没有可能这么大块的肥肉，皇帝吃不到一点，全让臣子们独占了。

  不过臣子们不爽了，太祖皇帝、成祖皇帝都不收税，你凭什么收？难道凭你穷？另外就是万历派出的税监，全是一群贪婪的文化低下的太监，收税没有技术含量，就一抢字，凭着手中的权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对当地的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这一点被官员们加以利用。

  在万历年间，税监横行天下，天怒人怨，敢打敢收拾税监矿监的，就是好官，比如李三才，就是驱逐和殴打税监而获得天下之名，这也是说，皇帝都没权收税，只有他们可以。

  不过尽管万历皇帝弄得天怒人怨，名声臭不可闻，天下百姓官员，人人或喊打或明讽暗刺，但他着实是弄了不少银子，但这一项政策因为万历驾崩而止，泰昌帝为了收买人心，下诏召回天下的税监矿监，在这一场皇权收税与仕权收税的斗争中，仕权大获全胜。

  继入税收还是由官府收，还是以在田里刨食为核心，朝廷官府之下，养着大量的税吏税丁，对于土地那是敲骨吸髓式的收税，对于油水更丰的商税却是视如不见？

  他们真的眼瞎了，不知道其中的油水？当然不是，这商税还是要收的，但只是收平民百姓，没有背景靠山的，对于那些官绅豪强，则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大明，生意做得大的，那一个没有后台和靠山，这就变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