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在心里说：“你在哪儿，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能露面了啊？”但他知道，只有执行此令，别的，都不是他现在要做的。
第二天，全省都下着蒙蒙细雨，省城东北边的三道河子镇里，道路泥泞，人人都带着y郁的表情在走路，街两旁的低矮房屋的人家里，收音机传出的声音也带一股霉湿味，无精打采，让人心烦。镇北头的邹铭远家里，沉闷忧郁的气氛特为尤甚。他家的邹莎莎，就是被王朝和j污了的那个省外院的一年级学生、人称“小处女”的姑娘，此时正躺在炕梢，用花被子蒙着脸，浑身仍在不时地因抽泣而动弹。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一家人全都是老实人，一杠子压不出个p来，甚至把自己的天大的愤怒和耻辱都表达不出十分之一。他们只是围坐在莎莎的旁边，人人眼里都噙着一泡泪，只是一会一抽哒，都在无声地往肚里咽。外面的细碎的雨声，更让全家每个人都伤感无地，愁弯了腰。
他们知道了王朝和没事了，而他们的莎莎的一生都要毁了。依着邹铭远，他要进省城去告状。反复嚎叫了好几遍，家里余人的反应都不起劲。事实上，他的态度越坚决，家里的人越犯愁：第一，那王朝和是什么人？副省长的儿子，要是在宋朝，这叫作“衙内”，以林冲三十万禁军教头之优势都告不倒的，现在，一个县印刷厂的排字工，穿着的确良裤子，挺着苞米面肚子，就想进省城向当前最走红的王副省长的公子挑衅？一想之下，本来要去吓唬人的，自己先发起抖来。
第二，要告状，就得花钱，可是钱在哪儿呢？过去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则是不同了，法院门，四面开，有理没理都进来，最后的决定因素当然不是钱，可是，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悄悄地想：“当然是权了。”可是，更多的人反驳之：“要是没有钱，要权干个p？”邹家的人明白的道理比这还要深刻得多：人家王副省长干革命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把咱们这苦大仇深的人给解放了，要想跟人家去说理，人家几十年的革命关系就不值几万块钱？先得有钱才能跟人家对头地干一场，说上个理，可是，咱们这样的人家，上哪儿去弄几万块钱呢？
邹母一直是家庭妇女，三十年里，打了无数的临时工，把身子累病了，挣下的钱还不够抓药的。一家人多少年里一直靠邹铭远过日子，可是，作为四级工的老邹，活了五十二岁，没吃过烧j，没坐过火车，不知道龙井茶是什么味，星期天吃顿酸菜馅饺子就感动得热泪盈眶了，每月一百三十八块六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焉能有一分钱存款？今年工钱长到二百一十八，儿子也到砖瓦厂上班了，可是，又娶媳妇，莎莎又上了大学，东北的物价上涨之凶又在全国数上了第一，邹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巴了，每天的主食就是煮挂面，拌点豆瓣酱，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现在，要去省城打管司？火车票的费用都要告贷的了，可是，这年头，谁贷给你？
由邹铭远带起了头，一家人这时才感到真正的绝望，呆在原地，放声大哭，其中尤以老邹的儿子哭得最响。那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恨自己是个年轻人，应该血气方刚，象金庸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有恩必偿有仇必报，可是自己只能眼看着小妹受到如此的蹂躏，一无所为，只能可耻地哭，而越感可耻，哭得越响。
不知何时，有一个人无声地进来了。邹家无人识他，可是他认识邹家每一个人，了解他们的情况。于是，在那人和邹家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复杂的、理智的对话。那人的说话那么深刻，那么有说服力，邹家的人最后都不出声了，静静地听他分析、讲解，待他说完，没有人能反驳，一齐默默地点首。在那人要走时，以邹铭远带头，莎莎也从炕上下地，全家人扑通一声给那人跪下了。他们说着感激的话，再一抬头，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跟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只是在他家的炕沿上，留下了十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