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也是极其好学之人，说：“巡抚大人谬赞。只要李牧师同意，本人十分愿意到山东来学习。”

  李经述赶紧找李提摩太要人，免得梁启超将来又去找康有为，被康有为所误，李提摩太同意放人。李经述心情大好。几人推杯交盏。

  酒过三巡，李经述向李提摩太等人请教山东新政的改革，李提摩太第一个发言道：“泰西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巡抚大人可授予某一国洋人绝对的权力，由该国的代表修建中国铁路，兴办矿山、工厂等，这样不出三年，山东可大变。”

  谭嗣同不同意，道：“夫国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夫如是主权者，谓之完全成立之国。若一国之铁路、矿山、工厂皆操于外人之手，如此这般，那中国之主权岂不是沦落到洋人手中，莫说朝廷不会答应，济南的乡绅不同意，巡抚大人也不会同意。”

  李经述一看，这两人说话都有点冲，赶紧打圆场道：“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确经验不足，洋人操办铁路、工厂的经验，我们需要学习。但中国是大国，这样的国情，改革必然只能是渐进稳步推行，过于仓促，都请洋人来办，会撕裂中国社会的共识，乡绅们肯定会反对，反而延缓改革步伐。”

  李提摩太几杯红酒下肚后，又谈到文明的优劣，说西方文明的种种优点，比如报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很是先进，他批评中国文明落后，禁锢人民的思想，把多数国民变成了愚民。

  谭嗣同气愤不过，拍桌而起，道：“我谭某人虽仰慕西学，但我中华文明五千年，源源不绝，中国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儒、道、佛等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生长，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同化过程，礼义廉耻，忠君爱国，这些观念绝非落后。”

  谭嗣同和李提摩太因为中西文明的一些理念冲突，吵了起来，李经述又只得出来圆场，他自己一向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客观的认识，不崇洋媚外，他咳嗽了一声，对谭嗣同和李提摩太道：“本巡抚是武将出身，本不太懂你们争吵的文明，但我看来，西方文明，注重个人，国家，公共观念，所以有报馆，中国文化，只有家族，家国一体，所以缺乏公共观念。文明这东西，很多时候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泰西和中国各有优劣，譬如泰西拿刀叉吃饭，中国人习惯于拿筷子吃饭，总不能说西方的刀叉，就比中国的筷子文明，对吧？说不好听的，西方用马桶，中国人用茅坑，也不见得干净的马桶就比臭烘烘的茅坑文明，农人还要用大粪作田地底料呢，文明跟一国之民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有不同形态。”

  李经述这马桶和茅坑的对比一出，话糙理不糙，梁启超一口饭吃到嘴边，喷了出来，笑道：“巡抚大人这见识，还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桌上的人被梁启超的样子逗乐了，气氛缓和，便也不再争吵。

  这一顿饭吃完，李经述浑身都是汗，他意识到，人的思想观念冲突，就是文明的冲突，远比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斗争难办得多，内部维新的自己人就可以吵起来，接下来的新政之路不会平坦。他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争论”，自己继续强势，把新旧观念的冲突压制下去，先干实事，在山东把学堂、工厂、铁路建起来。李经述放弃了让谭嗣同去山东大学堂的打算，改派梁启超去协助李提摩太管理山东大学堂。

  时光如水流，转眼间，冬去春又来，正当李经述在济南为煤矿和铁路的事东奔西走，李提摩太出事了。

  那日，李经述刚回到巡抚府衙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