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倒是京城事变之后，大唐得到了塘沽、上海和香港三个港口，并且用自己强大的资本和影响力，基本控制了清国的商贸流通渠道，这也使得欧洲人来到远东跟中国做生意，实际上并不是跟清人贸易，而是“二道贩子”唐人做生意。唐商利用自己的能量和优势，将各种商品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地，然后跟欧洲人直接打交道。

  实际上欧洲人也比较倾向于这种模式，虽然毫无疑问唐人在这个过程中牢牢掌握着贸易，控制着定价权和诸多其他商业权力，西方人也很少有议价的实力和基础，但在大唐特区进行贸易，关税要更低，而且大唐商贸公司的服务能力也是极强的，使得来华商人的贸易更加便利。同时在上海香港等地，还有着不少能够提供金融支持的大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体系上就比跟清国商人直接贸易完善许多，所以哪怕是对唐人的垄断十分不爽，但欧洲人也只能跟唐人进行交易。

  对于欧洲人来说，虽然失去了在远东地区争夺殖民地的机会，但是由于大唐出色的治理能力，几个东南亚海外领又成为了对于欧洲商人有利可图的地区。大唐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拓展，使得当地出产的贸易品增加，有些不仅是简单原料，而且还是二次加工品，大唐在本地建立的工厂，也能够生产一些欧洲所不能生产的产品。而且他们来到这里能够以最快的时间收购到所需求的货物，由于唐人对于一些贸易港口的修建，使得这些城市往往兼具商贸、造船修船、金融服务和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从而使得贸易的成本下降、利润增高。

  一些欧洲商人在得知越南也成为大唐海外领之后，甚至还存在一些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