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山西巡按和裴俊锡的山西参政之职，剥夺功名士籍，勒令归乡读书。

  其二，就是分头调集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所部兵马，从南、北、东三面入晋。

  其三，钦命军机大臣李邦华总理入晋诸路兵马，统一协调指挥山西剿贼事务。

  除此之外，皇帝也再一次传旨户部，由内府和太仓各出五成，发放崇祯二年一月至六月的军饷。

  除了陕西三边五镇十余万人马之外，还有另外的六边七镇，以及京师三大营和近卫第一镇，总计又是将近四十万人的规模，又是一次就需要支出四百余万银元。

  可以想想看，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要是不抄家、不吃大户，不从那些违法乱纪的宗室勋贵、巨商大贾、贪官政敌那里抢银子，单靠朝廷每年贫苦农民手中搜刮出来的四五百万两田赋税银，可以说，朝廷财政的崩溃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也因此，当三日以后，李邦华交卸了手头的事务，前来乾清宫陛辞的时候，崇祯皇帝又交给了他两道圣旨，让他带去山西太原、潞安，分别交给晋王朱求桂和沈王朱埕尧，勒令晋王府一系和沈王府一系各出银三十万两，粮三十万担，支应山西剿贼事务。

  所有这一切安排完了之后，正月也马上就要过去了，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朝廷中枢衙门，也才陆陆续续开门办公了。

  送走了李邦华之后，崇祯皇帝刚想松口气，却在数日之后，就从开衙的通政司那里，收到了一大堆来自四面八方批评教育皇帝的奏章。

  这一次的来势更为凶猛，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却并不关心流贼肆虐山西的情形，他们的目的是攻击朝廷的开海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