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一地的打工仔，到了香港之后靠着傅家才白手起家，发展起来。

  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很成熟，香港的商界文化和氛围也影响着宋志超。

  虽然很多香港豪门大佬也很喜欢掌权，却不像韩国这样“过分”，至少股东大会什么的，就可以直接罢免董事主席，或者集团最高领导人。

  在韩国却不能这样。

  准确地说，韩国类似的董事局，或者股东大会实际上都是摆设，前世宋志超看过的很多韩剧也都有演过，真正当家做主的都是集团会长，至于会长这个职位基本上传承的都是“世袭制度”，就是自己老了，做不成会长以后，一定会把职位传给子女，绝对不会让其他外人掌权。

  宋志超初来韩国的时候，不太适应这些，因此他大胆放权，想要把香港商界的那套“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拿来韩国使用，把权力很民主地分发出去，让管理层来负责很多工作和业务，自己可以很舒服地做甩手掌柜。

  但他错了。

  因为这里是韩国。

  韩国不允许公司太民主，因为那些已经习惯了被韩国财阀管理和压榨的韩国职员，实在担负不起，或者说不习惯掌控太大的权力。

  打个最基本的比方，在人事罢免方面，按照香港那边的做法，只要人力资源部做出了决定，作为最高领导层就无权过问，因为这是集团领导对人力资源部门的“尊重”。

  但是在韩国却不一样，像“人事罢免”这样“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呈报给上级，上级再呈报给最高领导，那么无疑，这就会被认为是“越权”，像天塌下来一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那个原本该被开除的职员还没走，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已经被踢出局。

  正因为如此，大部分韩国职员已经深具“奴性”，想要改也改不过来。

  宋志超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宋氏集团内大力推行“民主制度”，其结果就是任何事情还是不断地向他上报。

  宋志超稍微一放权，就会被那些韩国人认为是在玩权术，是在试探他们是不是忠贞，是不是有夺权的野心，如此以来，这些韩国职员就更加小心翼翼，行事更加谨慎，反倒连更小的事情也要上报给宋志超，以表达自己的忠贞不二。

  宋志超呢，就更加累死累活。

  现在宋志超算是明白了，这些韩国棒子就是天生的“奴才”命，给他们民主自由，他们不要，反倒跪着要求自己严格管理他们。

  好吧，宋志超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让公司更高效的运转，不得不在韩国继承韩国财阀管理那一套，在集团内部施行“中央集权”，一切人事任免，以及重要决策，他都要严格“把关”和“过问”。

  只不过他最终还是偷了一个懒，把很多权力发放给了戚万达和朱富贵两人。

  对于同样来自香港的戚万达和朱富贵来说，他们可不会跟那些韩国棒子一样，奴性十足；至少，他们拿到了权力就敢干，并且还是大刀阔斧。

  ……

  工作的时候还不觉得，现在一工作完毕，宋志超忽然就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推推袖口，宋志超低头看了一眼戴着的腕表，差不多已经十一点四十。

  “金三顺那丫头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宋志超不禁有些担心。

  这段时间他不怎么在家，也不太清楚金三顺这丫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