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被破坏的产物。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政权失控。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用科举制度，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当然，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但出现草莽英雄，就是最坏的时代了，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会剧烈动荡，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下一个平衡。”

  李茅说道：“你这是个新历史观，我没听说过，果然是高手，庄哥，继续。”

  “但是，在今天，逻辑变了。”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这个。

  “今天，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们开始了改革，放开户籍、土地的限制，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总之，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没有人敢干的事。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们当政过后，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因为，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中国几千年来，无一例外。但今天，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放开英雄的自由，让他们遍地闯荡，这得是多大的勇气？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邓公是最猛的英雄。”

  “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又没威胁政治呢？”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得慎重回答。

  “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们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