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不要做无谓的自谦，谦虚和虚伪不过是一张牌的两面。”

  张志高摸着脑袋，开始回忆自己参于过的那些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应该是修订条约问题，一场场艰苦的谈判，与傲慢的列强代表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威胁利诱，以夷制夷，在政府的底线以上去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大部分关税权利夺了回来，鸦片贸易被认定为非法，外国兵舰不再被允许随意进出中国沿海港口，领事裁判权受限于租界之内，虽然还有不少1890年以前建立的租界分布于中国数十个城市中，但在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洋人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外交的胜利，靠的是国力在后面支撑，国力的发展，当然不是靠穷兵黩武，四下征战，而是靠奖励工商、裁汰厘金（裁汰国内转运税）、赎分土地（赎买和分租土地）、整建金融（整顿和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改革币制（由银两改银元，又由银元改华元纸币）、扶植重工（国家扶植重工业）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这方面，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院的工业管理工程师牛金博士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商学院的财政学硕士韩浪，以及毕业于云南大学商学院的国民经济学硕士田正宏三人，在工商、财政和农业的改革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高效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金融体系跟上了世界潮流，银行证券业日渐规范，国内贸易呈现空前繁荣，对外贸易方面的巨额逆差逐渐被扭转，农业走向科学化、集约化经营——由此直接引发了农民向城市的大迁移，推动了全面的城市化浪潮。

  全新的现代化行政体系，需要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学院的政治学硕士莫宁和毕业于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的罗素兰，为培养全新的公务员队伍而奔忙，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进修学院，又在各大学中设置政治系，挑选和培养第一批教员。罗素兰更担负着建设全新教育体制的重任，科举制度于1891年废除后，设置了小学（分初小、高小，各三年）、初中（含职业学校、农业教导学校）、高中（含职业高中）和大学（含高级职业专科）四级学校体系，各级都分别编制有教育总纲，根据实际情况，以保证学有所用为原则，对无力升学的学生实施包括农业技术在内的职业教育。并结合传统道德与新型文明，在学校的教材中突出民族、民主、人本主义的内涵，注重个人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杜绝盲目崇信和绝对权威主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思想的主流已浑然一新，西化之风不可遏止，腐烂的儒教思维几经改头换面，最后只剩下了一点基本的人伦道德值得遵循，君主不再神圣，国民共有、共治的帝国成为了民族精神的中心。190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成人识字率（指受过初小、初级扫盲夜校以上教育的成年人比率）已由1896年的百分之十一点六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事实上，为传统观念所碍，普通女性还很难有机会受到教育，全国文盲总数中的八成以上是女性。

  三个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友：化学系的工业化学硕士马丰、机械系的何新还有船舶设计系的江闻涛则在先进科技的传播和实用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生产引用21世纪的若干管理和物质技术后，效率和产品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国外水平。重工业方面，在1900年，全国可查的煤产量达到一千七百万吨，生铁产量达到二百七十万吨，钢产量达到二百一十万吨（同年俄国生产了一千六百万吨煤、二百九十万吨生铁和二百二十万吨钢），两年后，即1902年，煤产量即提高到二千五百万吨，生铁产量达到三百六十万吨，钢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万吨，超过了同年俄国方面的产量，并且在钢铁成品的质量上要远远胜过俄国，远销欧美，中国钢铁几乎成为“最优质钢铁”的代名词。

  采用标准化体系建造的各型商船造价低、性能稳定、装载容积大、生产周期短，不但完全满足了国内航运业的需求，还出口到世界各地——谁都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