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吧，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妻子也不再坚持。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

  的确，一到青年点，昌乐就发挥了好交结的天性，很快和一些无良之徒搅到了一块儿，经常夜里外出，偷袭村民的鸡窝，有时连村民家的狗也不放过，勒死后，带回青年点烀狗肉吃。白天干活儿，便使出磨“洋工”的本事，见有老乡掏出烟荷包，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上一张烟纸和一小撮烟末，放到纸上卷半天，点燃后装模作样，手撑着锨把，站着小口吸半天。一上午吸两三次烟，再装模作样慢腾腾撮几锨土，时间差不多就打发掉了；哥哥昌喜却不行，干起活儿来实打实的，只几天功夫，手上就磨出几个泡。

  春节假期只几天就过去了，该返回农村了，母亲怕他们吃苦，临行时做了些好吃的，让他们带上。昌喜说，“妈，别做了，我们在那边吃食堂，你做的东西，拿去了，就成了食堂里共有的，我们也吃不了几口，倒把家里弄得怪紧张的。”

  老二昌乐听了，赶紧插话说，“别介，别人吃你的，你也吃别人的呀，要不，空口白牙的只吃人家的，多不地道呀。妈，你少做点儿，我带着。”

  母亲不忍心让孩子们空手回去，听了昌乐的话，做了些好吃的，让昌乐带着。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一年将过。孩子们又到了春节放假的时间，昌乐背了一麻袋花生回来，进屋就骂，“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你别看农村人老实巴交的像似挺本分，心也毒着哪，一年出力种的庄稼，到了秋天，都给偷回自己家了，连累我们也跟着受穷，人家看得紧的生产队，一个工都七八毛钱；我们可倒好，一人工值，不但不赚钱，反倒欠生产队一毛七分钱。”

  家里原本也不指望孩子们到乡下赚钱，大人听了也不在意。“这不挺好吗。”母亲笑着说，“还分给你一袋花生呢。”

  “什么呀，”昌喜气不过，愤愤地说，“他们几个要好的，晚上到生产队仓库，偷了生产队的花生种。”

  “什么？”母亲吓了一跳，斥责昌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事呀。”

  “犯啥法呀，”昌乐不以为然地说着，“社员们都偷，又不光是我们几个。”

  “把花生种偷光了，明年种什么？”父亲站在一边说。

  “种什么？”昌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春天里到外地买呀。要不，怎么会欠下债来，干一天活儿，反倒欠他们一毛七分钱呢。”

  “那像你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岂不吃了大亏？”母亲替老大昌喜抱不平。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要入党呢，反正那里的人都这样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脸小的。有的人家粮食偷得太多，吃不了，还可拿出去卖呢，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