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每一位新移民开办的扫盲班，还有正在逐步开设的学校等机构，对“国语”的传播，所有在华夏联合王国住满一年的人，基本上都能听懂白话文。

  听懂是听懂了，不过，想要听的清楚，也说的清楚、流利，那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而标准“国语”发音的歌曲，就是白话文传播的最好媒介了。

  人都是喜欢追求美好的，唱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在中国的各地，都能找到本地自己的民谣，在民间传唱，千年不息。

  既然有这么个好的习惯，自然是要保持下去。

  白话文的歌曲，只要编的朗朗上口，就能让百姓们接受，自然就能在民间传唱起来。

  即丰富了娱乐，又传播了语言，陈信怎么可能把这一项给漏掉呢？

  主旋律的舞台剧、戏曲等等项目，都要稍微的靠后一点推广。

  因为这些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做，人员的培训是个长时间的活计。

  但是，唱歌，那就简单很多了，现在又不是比赛，只要能够唱准了音调，兔子清晰，那就一切没有问题，谁都可以唱。

  陈信推广白话文，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让民间配合政府，一起打破文言文的束缚，解放读书人对知识的垄断权。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

  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封建时代的大中华文化圈，讲究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可不是后世那加了标点符号后，改变意思的小手段所改变的。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盛了起来。

  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但是，这些都是不成系统的，在封建统治上层阶层中，文言文就是他们赖以统治的手段，是不能动的高压线。

  陈信想要做的，就是在政府发动行政力量推广白话文的同时，尽量的想办法，让民间也自发的改变这种文化垄断。

  这和后世的白话文运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陈信到来的那个的时间线上的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