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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珍从零起步，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熟悉了工作。无论是播音，还是打字，都干得象模象样，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工作顺手之后，白素珍又开始思念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回家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林和加花来也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减轻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素珍就去买了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