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长养成树，自取其果不令他取。诸比丘言：‘汝何故自取遮他？’答言：‘我种此树护令长大。’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佛言：‘此种殖有功，听。’一年与一树。年法者，若比丘僧地种庵婆罗果树、阎浮树，如是比果树应与一年取。若树大不欲一年并取者，听年年取一枝，枝遍则止。若种一园树者，应与一年。若言我欲年取一树，亦听。若种芜菁，若葱，如是比菜应与一剪。若种瓜瓠，应与一番熟取。是名种树法。”虽然交涉的财物不过是树和果子，但这也算是一种产权和利益分配的关系问题。判断的结果是，种树者有功，但僧伽公有土地上种树，应允许取果，但取要有度。

  透过戒律中的类似故事看，早期的所谓财产问题大多是果子花树等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资，不过，即便很细小，仍要处理，且关系重大。其遵循的义理理路，是通过少欲知足的信条，以限制个体剩余蓄积，并以充公或均分的方式，来禁绝欲望以及遏制可能的欲望膨胀。可见，早期的理想僧伽，大致以出离世俗，解脱修行，四依法等诸多基本信条为要求，以求尽可能地断除贪欲及诸种可能造作诸苦而成业障的条件。佛教僧众基本不与金钱直接交涉，出家人不直接参予经济俗务。

  由此见，佛教所树立的其宗教神圣性，很大程度即是由这类高尚世表的修行、寻求终极觉悟解脱的基本教义特征而得以标榜和确立，因而，可以说，与出世脱苦的教义指向相应的不涉足经济活动的经济理念，也是佛教凝聚其宗教生命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内容。

  显然，目标不等于现实，出家不等于得道，禁欲不等于无欲，而且，超越现实的修行和关怀现实的发展，乃至其神圣性的落实等等，实际都构成佛教与经济关系中的诸多悖论。佛教的经济理念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不断调整中整合。

  大致佛教早期几乎没有蓄不蓄财的问题，那种不留剩余的托钵行乞、树下坐、粪扫衣、陈弃药的修行生活，几乎已然涤荡了财乃至财的概念。明确的不蓄财之说，倒似乎是与菩萨观念相联系，如《大涅盘经》讲修菩萨道若要无众生般烦恼的妙法之一，就是“不得受蓄八不净物”。所谓八不净物，大致是“蓄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手自作食、不受而啖，污道污威仪，损妨处多，故名不净”。乃至“宁失身命终不犯之，是名潮不过限”。这是以潮水不过限比喻这个限制，而且重要程度，比生命还重。

  再如《大智度论》中有说，“出家菩萨守护戒故不畜财物”，“以戒之功德胜于布施”。因守戒而获得的功德，故可以匹抵和胜过布施，不必蓄财而可得布施。这裹的布施应是指财物布施，因为佛教的布施除了财布施，还有法布施和无畏布施等。似乎也显示布施原本是双向的，修道者也要施布施，而不仅是受布施。不过，在这个布施链中，出家菩萨的戒德则成为获得布施的资格或者等价物。

  的确，布施似乎更像个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只有信众对于三宝(佛、法、僧)的财布施功德的一面被突出强调，而出家菩萨不蓄财物的方面也基本上流于理论，因为事实上，接受布施的直接承接者就是僧，或者说就是出家菩萨们。因而，如何对待布施和受施内容等问题，尤其对于钱财布施的处置和态度，应是佛教经济理念的一个关键环节。

  世俗方面或有以为，讲清修出世的佛教应与金钱多无交涉，但佛教典籍显示，佛教很久以来就不讳谈金钱；当然也同时显示，一如金钱在世俗社会的作用，金钱不仅是佛教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同样是败坏佛教的一个罪恶渊薮。

  信徒布施钱财是为了获得希求的功德，受施者得到钱财，则是为了达成布施者的愿望，因为得道的佛乃人龙至尊之出世，法力可作用布施者的因果业报；出家菩萨“守护戒故”，能够“以